一年前，我们的“乒乓林”里，插进一棵柳。
柳姓得好，细长个，一米八十多，一看就是运动员的料。株说，柳是台湾来的。于是顿觉有些遥远，有些陌生。柳操着华南口音很重的普通话，一见面就带来一种甘蔗的气息。
几乎与此同时，樟也来了。樟是上世纪市青少体校的球员，直拍。如果说，樟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直拍进攻，那么，柳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横拍正反两面弧圈。
柳第一次亮相很优雅。他柳树般飘逸的身材，令我自惭形秽。他的服装和装备也令我不敢面对。他背一个很大的乒乓球专用包，黑色的，绣着英文“butterfly”（蝴蝶）。他一进门，先向我们鞠躬，再跟我们一一握手，十足的绅士风度。接着，他打开黑色蝴蝶包，拿出清洁剂、胶水、底板、胶皮……一边操作，一边介绍说，这是美国清洁剂、德国胶水、日本底板、日本胶皮。我听得一愣一愣的。他白皙的手指很灵巧，先用清洁剂把胶皮洗干净，再上胶水。在等候胶水挥发的时候，他说我去换衣服。
乒乓球原来可以这样文雅！柳给我上了第一课。
那一刻，我贪婪地闻着胶水的香蕉味，看柳的胶皮在灯下闪光。然后，我想我自己的丑陋。我是五短身材；我的拍子是老式的颗粒胶皮，面粒都已经老化，像祖母脚上的老茧；我没有运动服装，裤子是平脚裤，上面是和尚领汗衫；我也没有柳那样的运动包，乒乓拍和臭袜子，都塞在那只永远油亮的挎包里……正想着，更衣后的柳进来了。他白皙颀长的身体，配上雪青色的“蝴蝶”短袖衫，短裤也是“蝴蝶”的，那双专用的乒乓鞋上，也飞着一对蝴蝶的翅膀！一望而知，他就是运动林中的那棵白柳。
柳利索地粘好拍子，上场打球。他臂长力大，两面弧圈像挥舞着两把大刀。这刀切般的弧圈球，速度飞快，稍一怠慢，就在台上不见了踪影。最了不起的是，他强拉弧圈球的落点几乎都在边线附近。那激光般精准的落点，令我发出阵阵惊呼。我呆呆地看着柳。他的脚步是漂亮的探戈。在灯光下可以看到，他极为干净的拍子上打上一个个尘土的球印。这尘土的印，在我眼里也是漂亮的。
他这天走后，株介绍说，柳是台湾名手，跟蒋澎龙一起打过球；毕业于辅仁大学，来大陆前在一家外国语学校任体育部主任兼乒乓球教练。
我肃然起敬。我看过蒋澎龙的球，那是什么水平？曾经排在世界前几位的！柳与他同道，即使偶尔陪练，也是高手了！
后来我们就叫他柳先生，小心翼翼的。也交过手，差距太大了。跟他打球，就像罗圈腿跟飞毛腿赛跑一样，内心充满了自卑。胜了他一局，简直引为奇迹。柳一如既往地谦恭。每打完一盘，总是主动走过来跟你握手，没有一点胜利的骄矜。
渐渐的，就熟悉了。也一道喝酒，一道开玩笑。原来柳独立着，未婚；父亲让他离开台湾来上海，说是跟一个朋友联手在上海搞实业，而且是十几亿的大实业，正缺少高管。可柳来了后才发现，父亲说的其实只是海市蜃楼。他一脚踏空，只好开始在上海自谋生路。
柳是在台湾见过世面的人，却在上海屋檐下低了头。他先后给过我三张名片，一是广告公司业务经理，二是印务公司业务经理，还有一张，我忘了是什么公司，但也是经理。可见他换工作之多，择业的苦。他说自己是跑业务的，按业务量取酬。我暗暗为他担忧：这些行当竞争何等激烈，上海人都视为畏途，您柳先生人生地不熟的，吃得了这口饭吗？
果然，柳一次次辞职。他埋怨时有句口头禅“上海难缠”。后来，他连支付出租车费都成了负担。偶尔，他也带几个年轻人来打球，似乎当着教练的样子。我想，这才是您的本行，愿您顺畅。
柳依然来打球，次数却少了。最令我惋惜的是，他不再那么优雅，不再一次次地使用清洁剂，撕胶皮、粘胶皮。他的脸色也憔悴了，头发稀疏起来，还见了白发。他一遍遍地跟我说，“上海难缠”。
他的球速不知怎的，也慢了。我们的比分，倒渐渐接近起来。我不觉得这是我们的球在进步。柳说话少了，沉思却多了，有时局间坐着也走神，不知在想什么。他打球不再那么潇洒，那么舒展。有一次我终于发现，他是骑着助动车来的。这使我吃惊。在上海，有几个台湾人会以助动车为交通工具？而他，在我心目中又如此不凡！
这以后，打赢他不再是奇迹。樟赢过他，株赢过他，杞赢过他，我也赢过他。但我们赢得并不愉快，因为柳的笑容越来越少。这不是我们打球的本意。
三月的一天，凄风苦雨。
我下午三时许走进乒乓室，却见柳还在吃饭，他吃的是盒饭，很少的菜，很少的饭，但不知怎么的，很烫，冒着很多热气。他吃得满头大汗。
我说：“您慢慢吃，吃完了休息一下，我们打一盘。”
他看看我，不作声，目光有些怪。
我坐在他身边换鞋袜，听他把饭吃得很香。我看见有一件雨衣扔在一边，就想着一个台湾年轻人，骑着助动车在上海风雨中跋涉的身影。
吃完了，柳才说：“我不是来打球的。”
我惊问：“那您是……”
柳说：“我是来告别的。我要走了。”
我说：“回台湾？”
柳说：“最终要回台湾。”
我问：“为什么要走？”
柳说：“上海难缠。说出来您不相信，我每月收入只有二三百元，吃饭都成问题。我在台湾月薪有四万多新台币，相当于人民币一万零七百元。我后悔不该轻信我父亲的话，随便就浪费了一年。”
我说：“但我们认识了。”
柳说：“是啊，只有这点是值得的。”
他把那件雪青色的短袖衫留给株，把一套阿迪达斯留给我。他说还要跑几个地方，把打球的装备一一送给上海的朋友。
他跟我握手，不再因为打球。然后他披上雨衣，走进电梯时他说：“欢迎你们到台湾来打球。”
那一天我若有所失，球一次次打飞。虽然我知道，不是我们的林子里容不下柳。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，乒乓球毕竟是奢侈品，它必须依附于生活。
那一对蝴蝶的翅膀，现在飞在株的背脊上。看见这对翅膀，我就想起柳的长脚和探戈般的步法。柳消失以后，我们的林子一下子矮去了许多。
乒乓从来都给我们欢乐。但柳的离去令我察觉：乒乓原来也会忧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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